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了“再谈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的演讲活动，这是艺术中心OCAT图书馆系列演讲活动的第二次，邀请到贝尔廷教授来与卢迎华和苏伟进行对话，
此次对话源自卢迎华和苏伟曾经在《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题目叫“对话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栏目设置的方式是每一期苏伟是翻译1995年出版的德语板的《现代主义之后艺术史》中的一篇文章，同时他和卢迎华各自写一篇平行的叙述，苏伟的角度是提供了贝尔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艺术的观点的学术背景，而卢迎华的文章主要书写的是贝尔廷教授在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这次对话主要和贝尔廷教授探讨关于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的问题。
卢迎华认为，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沟通这个问题直指这次讨论的核心——平等性，这个平等性的问题和主体性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就是我们在观看创作或者是我们在评论，我们在试图建立或者是寻找一种语境和解释的方式来观看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基础是在哪里，这也是在工作当中经常困惑我们的一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工作的基础是在中国，好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独特的，只有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才能理解，但同时我们又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想去加入到国际的舞台，想去和国际的实践者、和我们的同行们展开对话，当我们要去进行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经常觉得非常的孤立，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个国际的艺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卢迎华觉得可能很多同行都同样分享了这样的一种孤立感和一种焦虑感。
贝尔廷则认为孤立感、焦虑、不满意并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的，在西方也有自己的焦虑和不满意，尽管西方有相对完善的体制，但当代艺术进程好像到了一个死角或者死胡同，不能以固守成规地仅需前进，这时候希望能够通过艺术表达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表示过的，就产生了国际概念。国际概念其实跟现代主义或者现代化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国际主义跟现代主义进程紧紧连接在一块，打破边界，一直前进。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孕育了它的反面，就是反对国际主义扩张，但是这个时代被全球化语境替代了，身份变成了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也变成了普遍话语中很流行的词语。
在西方艺术达成自主性的过程中，是不断地在抗争，与其他外部力量抗争，受其影响，甚至有时候受外部力量定义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突然有一天达到了自主性的时候，一个意外状况发生了，这时候力量似乎消失了。当外部环境跟这种摩擦，这种争斗突然有一天被艺术自主性取代的时候，艺术反而像一个没有空气的鸟，飞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有其他人会强调艺术必须是参与性的，或者艺术必须是有一个政治维度要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另外一种超过，这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者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审艺术、重审艺术史，与新的伙伴、新的谈话对象共同并肩地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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